印度软件巨头北上中国找市场 国内厂商较镇定
塔塔尝到好处
对于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塔塔(TCS)来说，中国公司200多名员工和全球4.3万人的规模相比，实在是个太小的比例。
但正是这200多人，却在为塔塔的全球业务带来越来越多的商机。 作为塔塔中国公司的开拓者，塔塔信息技术(上海)公司(下称“塔塔中国”)总经理V Rajanna不会忘记，2002年公司刚建立之初，一家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即将整个亚太地区的IT支持业务都交给了塔塔中国，包括公司IT系统的日常维护、升级、应用和开发等。为此，塔塔专门在中国本地招收了100多名员工，对他们进行语言、软件开发、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如今，3年过去了，虽然塔塔中国公司的员工数只增加到200多人，但塔塔中国公司的业务量却在飞速增长。据V Rajanna介绍，目前塔塔已在中国投资200万美元，在上海、北京和杭州三地设有办事处。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而且大多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华的分支机构，中国本地的客户目前虽然数量较少，但增长势头很好。”塔塔中国业务发展总监米琦告诉记者。
当王文京、刘积仁等软件业大佬纷纷考察印度、以印度软件业为师、向印度软件模式学习时，印度老师已经开始到中国学生的地盘上来抢食了。
对于落户上海浦东张江东高科技软件园、山东齐鲁软件园的印度软件巨头们来说，在中国的日子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以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Infosys为例，自2004年3月落户浦东以来，目前员工已经接近400人，而仅今年春节之后，就新增员工100多人。为了适应公司员工增加，Infosys在浦东软件园内单租了独栋小楼。
据浦东软件业务主管宋国新介绍，目前仅落户浦东的印度软件企业就包括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Infosys Technologies、Wipro、萨蒂扬和QAI等多家著名印度软件公司，孟菲斯Mphasis也试图通过收购软件园内的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
除了上海之外，印度软件巨头们还在山东齐鲁软件园、深圳、北京、香港等地开设办公室，以扩大其覆盖地域。
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也正在或已经被印度软件厂商打动，正在或已经决定把公司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务外包给来自印度的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包括诺基亚、西门子、GE、艾森哲等。
北京市发改委主管中印软件合作的李双处长介绍，印度软件企业来到中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寻求与本土厂商的合作机会，二是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
突围美国、欧洲
当中国软件企业还在学习印度的时候，印度已经发现其自身的问题，试图突围了。
首先是业务来源过于单一。2003年，印度软件外包出口总额高达145亿美元，其中的3／4来自美国和欧洲市场，因此一旦这些地区生变，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将受到立竿见影的影响。
其次，印度软件企业还希望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具潜力的新兴企业信息市场分一杯羹。把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中国各类注册企业有2000多万家。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预估，其中有能力实施信息化的企业将超过800万家。这同样是一个让印度软件巨头垂涎的市场。
另外，让印度人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反对软件外包的对立情绪正在日益高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民众正变得越来越反对“世界贸易自由化”，他们反对把工作机会大量外移到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的民众正试图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比如在美国，他们要求政府做出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公共部门的外包限制在本国公司范围内的决定。
这些都令印度软件巨头感到实现发包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北上中国就成为现实的最佳选择。同样不可预料的是，随着爱尔兰、俄罗斯和中国等软件大国的强大，将来美国、欧洲完全有可能逐步减小向印方发包，而转向其他新兴外包市场。
王文京与东软董事长刘积仁还有一个共同观点，由于发展速度与产业质量的提升，印度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人才供需失衡，薪资水平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上涨，人力成本快速上升，而中国的一个最大优势是人力资本的相对廉价。
当然，印度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使发包方缺乏安全感。
中国接下“印度单”
多次考察印度的王文京发现，印度软件业界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西征(承接欧美业务)已经胜利，北伐(进军中国市场)迫在眉睫，只有进军中国市场成功，才能巩固西征的胜利。王文京认为，这种共识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信息化带来的机遇。
王文京分析，中国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其次是硬件装备现代化阶段，现在则步入企业信息化应用阶段。
而印度软件企业的发展则因为抓住了历史上的两次机会：一是1990年代中期，欧洲、美国企业普遍开始信息化应用与推广，产生大量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务。印度刚好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由于印度拥有成功的精英教育，以英文为母语，人力成本十分低廉，拥有与欧美十分相近的文化，大批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务由欧美转向印度，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印度开始成长为世界软件大国。
印度抓住的第二次机会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经营从传统商务模式改为电子商务模式，在转变为电子商务模式之后，产生了更多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务。
但现在，企业信息化与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子商务化在中国同时发生，中国将成为继欧美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软件与信息服务市场。新市场对于印度软件企业来说有双层含义：要么抓住机会，强者愈强；要么等待新的竞争对手崛起，重新洗牌。
印度不甘心重新洗牌，但中国软件企业借助日本、韩国软件外包市场正在成为印度软件企业可怕的竞争对手。此前，由于地缘优势，来自日本、韩国的软件外包业务大部分为中国企业承担，并且在中国北京、大连、上海、西安等地形成了相对的产业集聚效应。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超过60%的日、韩软件外包业务被中国企业承接。
此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诺基亚、摩托罗拉、西门子等全球企业的软件外包业务差不多由印度企业承担，唯有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竟然多为中国企业成功截获。
刘积仁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跨国企业大都把自己的制造业务都放在了中国，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品的测试等也都随制造迁往中国。以家电与手机为例，每款产品的测试就需要约100人测试数月(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单单测试一项就是一个让印度人垂涎的巨大的市场。
刘积仁还分析，在很多跨国公司的未来布局中，中国已经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相应的一些外包定单也必然会增多。“已经强大起来的印度企业不得不思考：失去中国，印度软件业将会怎么样？因此，没有选择，唯在北伐。”刘表示。
语言可以速成，其他呢？
进军中国市场，印度软件企业将不仅获得中国市场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务，借道中国，印度软件企业还有可能接单日本、韩国的软件外包业务。
塔塔中国人士表示，印度软件企业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印度软件企业拥有与跨国企业长久的业务关系，拥有欧美国软件外包业务的成功经验，这些都将成为印度软件企业获得跨国企业中国分支机构青睐的资本。
对于中国本地企业信息化市场，他谨慎地表示：这将成为印度软件企业在跨国企业中优势的延伸，印度巨头不只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竞争对手，还是联手作大中国软件外包市场的合作伙伴。
他认为，中国与印度是优势互补的，中国企业强项在产品上，印度企业强在服务。因为产品不需要太多地与人打交道，而信息服务业却是一个不断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印度企业与欧美跨国企业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共通的语言。
王文京则认为，印度软件企业在中国并没有那么可怕，印度并不熟悉中国的政策与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即使是欧美跨国企业，他们来到中国也实行的是本地化的管理。他认为，尽管印度软件企业有一些先天优势，但中国企业同样拥有自己的机会。
刘积仁不认同语言问题将成为制约中国人拿软件外包定单的“瓶颈”，“语言问题可以速成，在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培训而掌握专业的IT英语，成外包业务中奇缺的双语人才”。刘积仁的经验直接地来自于东软信息技术学院，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相当部分去了GE、艾森哲、惠普、IBM等国际性大公司专做软件外包业务。
2005年，印度群象规模北上中国创业已经成为即成事实。据用友工程师邵凯透露，他们接单的时候，经常碰到印度人。这些单子可能来自中国本土企业，也可能来自日韩，还可能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甚至欧洲和美国本土。“暗地里，竞争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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