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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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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5-7-13 18:31: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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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5-7-17 23:46:00 | 只看该作者
敬礼!!!
3#
发表于 2005-8-1 19:27:00 | 只看该作者
敬礼!!!
4#
发表于 2005-10-18 05:54:00 | 只看该作者
第一条不对,有工资收入的,也有少量存款的
5#
发表于 2005-10-18 05:57:00 | 只看该作者
这并不影响我们敬仰周总理





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 本帖最后由 wewyhy 于 2008-3-1 0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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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8 06:04:00 | 只看该作者
1。关于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的调查报告





   关于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的调查报告

         作  者:陈翠荣 网名:CCR或CCR0725999

        

        定稿日期:2004年3月11日 站:再亭·周恩来文献中心

        

        目次

        

        

        1 引言

        2 调查的目的

        3 调查要解决的最关键的四个问题

        (1)在周恩来逝世之前,联合国有没有下半旗的规定?

        (2)在周恩来逝世之前,联合国有没有下半旗的实例?

        (3)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到底算不算破例?

        (4)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有没有讲过那段话?

        4 调查要探究的八个细节

        (1)会员国、非会员国

        (2)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3)实职、虚职

        (4)正式、代理

        (5)在职、曾任

        (6)正职、副职

        (7)必须、可以、应当

        (8)国家下半旗、联合国下半旗

        5 附记

        

        1 引言

        

        最近一个时期,互联网上有一篇《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帖子传得沸沸扬扬,让许多人感到真假难辨。针对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讲话的真假,各方观点不一,甚至有人怀疑联合国究竟有没有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为此,我进行了调查,尽最大努力收集了自己能接触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相关资料,在反复比较、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为历史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中国将军政要网的陆军准将(网名)已经先期撰写了《对“联合国为周总理逝世降半旗之前因后果”的辩疑》的文章,我会尽量避免和该文重复的部分,大家可以结合起来对照着看。调查报告初稿于2004年1月19日写成,在部分周研会成员和再亭网友中征求意见后,作了必要的、可能的修改,现在形成了下面这篇文字。

        

        2 调查的目的

        

        (1)搞清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的真相,恢复事件的全貌和原貌,披露更多细节。

        (2)通过实例,剖析说明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究竟是否破例,是否有特殊性。

        (3)促使大家对这个问题继续作深层次的探究,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疑点和盲点。

        

        3 调查要解决的最关键的四个问题

        

        (1)在周恩来逝世之前,联合国有没有下半旗的规定?

        

        关于“下半旗”,《辞海》中列有专门条目,是这样解释的:“先将国旗升至杆顶,然后下降到离杆顶约占全杆三分之一处。是公众表示哀悼的重大礼节。”

      下半旗是当今世界上通行的一种致哀方式。当某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逝世后,以下半旗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这种做法最早见于1612年。一天,英国船“哈兹·伊斯”号在探索北美北部通向太平洋的水道时,船长不幸逝世。船员们为了表示对已故船长的敬意,将桅杆旗帜下降到离旗杆的顶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当船只驶进泰晤士河时,人们见它的桅杆上下着半旗,不知何意。一打听,原来是以此悼念死去的船长。到17世纪下半叶,这种致哀方式流传到大陆上,遂为各国所采用

      。从中不难看出,下半旗这一致哀方式自古有之,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

        关于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早就有不同的文章提及,下面摘引几例:

        

        总理逝世第二天,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其余所有会员国的国旗都不升起,这在联合国从无先例(自此,始有联合国降半旗之仪),有的国家提出质问:“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联合国大旗依然升起,中国的第二首脑去世,联合国不仅降半旗,还把其他国家的国旗收起来,这是为什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悬挂的联合国国旗降了半旗。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联合国从来没有为谁降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公平。很多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向联合国发出了言辞激烈的质问。

        参加完当天的会议后,我和我的同事步出联合国大厅,准备返回代表团驻地,继续值班守灵。在等待汽车时,我看见挂满各国国旗的广场上出现了少见的一幕:中国的国旗降至一半,正迎着风雪飘扬。我当时的直觉是,联合国广场上下半旗对周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了。这可是一件少有的事情,因为联合国从1945年成立至1976年的31年期间,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元首与世长辞,这里还从来没有为哪位元首的去世下过半旗。我正想着,只见广场上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在议论。我走了过去,想听听他们讲些什么。原来他们尊敬周总理,但不知道联合国总部为何要对周总理作为中国政府首脑(第二把手)的去世下半旗志哀,而他们国家的元首去世时,联合国总部却从来没有下过半旗表示哀悼,为此他们想了解联合国总部是否有了新的规定。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
[ 本帖最后由 wewyhy 于 2008-3-1 09:32 编辑 ]
7#
发表于 2005-10-18 06:05:00 | 只看该作者
2。

  【美联社东京一月八日电】(北京时间一月九日三点零五分)日本无线电通讯社星期五报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已经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无线电通讯社说,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在中文广播中宣布了这一消息,东京星期五清晨收听到了这一广播。  

  这是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资料中,提到的新闻媒体发布周恩来逝世消息时间最早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推定西方的传媒几乎是同步的。北京时间(东八区)1月9日凌晨3:05分,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西五区)和北京的时差是13个小时,所以当时应该是1月8日下午2:05分。当日的联合国旗早已升起了,按《旗典》规定下半旗仪式推迟到次日(9日)进行。至于联合国当即把已经升起来的旗帜降下来的说法,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证实,笔者也不认同这一观点。

  有人说,下半旗的程序是首先由本国政府或是本人所属的组织或团体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申请,

联合国秘书长可依据死者生前的贡献,再决定联合国是否降半旗以示尊崇与追悼。例如,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是在当地时间2月19日下午与北京联系后,向联合国提出为邓小平去世降半旗的请求的。而为周恩来下半旗,中方并未提出申请,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听到消息后主动临时决定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中方当时究竟有没有提出申请,现无从查考,但我倾向于没有提出申请。

  联合国旗通常情况下每天早上8点钟升起,下午4点钟降落 。据有关资料披露,1976年1月9日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是凌晨5点

,提前了3小时。但是,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无法验证。

  

  从那天开始到一月十五日(他的葬礼举行的日子),甚至以后更长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中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对他的逝世发表了悲痛的声明或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志哀,联合国旗也下半旗,同时没有升起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这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无数唁电和唁函飞向北京;各国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惊人的噩耗,有的报纸整版套上了黑框;无数电台播放这悲痛的消息,有的还播放沉痛的哀乐;周恩来的照片和影片资料,反复地出现在书刊报纸和电视屏上;无数普通的群众涌向当地中国使馆和驻在机关,表示自己的哀悼,悲痛汹涌在他们心里,热泪洒在他们胸前,全世界都为他哀歌。



  当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107个 ,而有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

,说明有一些尚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表示了哀悼。周恩来获得了敌、我、友三方一致的高度评价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这种超越政见、超越时空的哀悼,是非常罕见的。

  综合起来看,尽管周恩来不是联合国下半旗的第一人,但国际社会的悼念规模和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表现出异乎寻常,远非正常的惯例可比。应当说周恩来总理享受了极其特殊的荣誉,这一点丝毫不夸张,尤其是联合国持续七天下半旗,在这一点上说空前绝后决不为过。

  

  (4)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有没有讲过那段话?

  

  这个问题是目前争议最大的地方。

  有人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夸张的报道”,“画蛇添足”,“可信性极低,典型的报告文学”,“和‘总理遗嘱’一样”,“一看就是那种‘煽情网文’,不值得当真”,甚至指斥为“弱智的谎言”,“挟洋自重”,“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即使是真的,也并不值得夸耀。他们的理由是:

  ——吴妙发回忆文章的可信度差,当时中国人口没有10亿,他写的其他文章也有好多失实之处,推断这个故事也是他捏造的。

  ——联合国秘书长不会说那样不严肃的话,没有存款不见得是好事情,没有孩子也不是周恩来的本意。

  ——没有存款?×××、×××都能做到。没有孩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遗憾的事,甚至于会有不好的联系(始作俑者,其无后焉),怎么可能反而当作先进事迹大吹大擂?

  ——即使真有这样的事,瓦尔德海姆肯定也是一本正经地说“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这类官话,他思维有问题吗?说那样的话送给记者当靶子,去刺激别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可是选出来的。

  ——难道联合国秘书长会影射其他会员国的元首或首脑都是贪污犯?更何况联合国也鼓励合法的劳动所得,政府首脑也是雇员,秘书长会说出这样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话?

  ——“他没有子女”这能说明什么?这位秘书长会疯狂到鼓励不孕主义?看看联合国人权大会每年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三道四,你还会相信他会鼓动不孕主义吗?

  …………

  还有一些更激烈的看法,涉嫌人身攻击,恕不引用。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安建设发表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上的文章应该足以能够说明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过去国内曾有这样的传说:1976年1月,为了在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的周总理下半旗,联大秘书长举出“三条理由”,用来说服在场的人。26年之后,这件事才基本上得到证实。据当年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一位中国外交人员回忆:当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至纽约联合国总部时,顿时引起了巨大震动
[ 本帖最后由 wewyhy 于 2008-3-1 09:34 编辑 ]
8#
发表于 2005-10-18 06:06:00 | 只看该作者
3。

上面这个材料中的两点共识,似乎和联合国秘书长讲话有关,但显然是意译,不是原话,夏传鑫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说法可能另有来源。

  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说法应该是权威可信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两个理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常见的外交辞令,这更说明了周恩来伟大的功绩和人格非同一般。

  

  “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没有孩子本身不存在令人钦佩的问题,而是周恩来的一个遗憾,但起码可以表明周恩来对爱情的忠贞,他不会因此而考虑与邓颖超分离。我们知道,邓颖超并曾主动为此向他提出过这一问题,但周恩来不同意。哪怕有谁将这曲解成为外界对他的无形制约,我也觉得了不起!联合国秘书长提到这一点,并非鼓励别人不生育,而是钦佩周恩来私生活的干净,这是明白人都能理解的。

  

  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l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0000多元。他们两个人拿出将近50000元,来补助工作人员和亲属。这里边有个主导思想,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自己拿出工资来补助。有时候也会有些积蓄,以后就立了一条:凡是钱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5000元、5000元,曾经交过两次。后来4000元,也交了党费。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而节约出来的钱,一个是支援同志,支援亲属,再就是交党费。他们自己所剩就寥寥无几了。”

 

  上面这则材料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的谈话记录。如果有人以此为据说周恩来也有多少多少存款,不是一分钱没有,这种无聊的钻牛角尖实在毫无意义。外国人当然不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他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清正廉洁的口碑实在太好,举世皆知。抓住这个所谓的“把柄”来推断联合国秘书长没有说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能苛刻地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按照我们的口径,四平八稳地讲话吗?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允许某些人继续存疑。针对人口数字的疑问,这里不作评论,很有可能事后追忆不是原话,把后来的情况也混进去了。我们寄希望更多原始档案资料的披露,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佐证,以期彻底解开这一事件的谜团。

  

  4 调查要探究的八个细节

  

  结合各国实际情况,仔细研究《旗典》各项条款,会发现很多值得斟酌之处。探究下面八个细节,对全面深入了解联合国为周恩来下半旗的来龙去脉应当有所帮助。

  

  (1)会员国、非会员国

  

  《旗典》规定的是指会员国,显然不包括非会员国。各国加入联合国是有先后的,在该国加入联合国之前,或者退出联合国之后,联合国是不会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逝世下半旗的。比如胡志明,1969年逝世时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主席,党政都是一把手,但联合国没有为他下过半旗,当时越南尚未加入联合国,越南是1977年才成为其会员国的。此外,有的国家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有的处于分裂、分治、托管等状态,国际社会对其主权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有的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能称作“地区”,这些都不符合《旗典》规定的前提条件。

  

  (2)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国家元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同国家的元首有不同的名称,如总统、主席、国王、皇帝等。有的国家元首实行世袭制,有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多数国家实行单一元首制,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也有一些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担任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是中央政府领导人。各国有不同的名称,如总理、部长会议主席、首相以及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政府首脑行使最高国家行政权,其产生、任期和具体职权由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



  需要明确的是:非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酋长、部落首领、宗教领袖,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还是总督、首席行政长官等;政党、团体的领导人,包括执政党对国家政权有实际控制力的最高领导人在内;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都不能算是《旗典》所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旗典》中规定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逝世时,联合国要下半旗。世界各国的国家体制不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比如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美国不设总理职务,国务卿也不是政府首脑;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比如英国,女王是国家元首,首相是政府首脑。英联邦国家,比如加拿大,它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总督是女王的代表,政府首脑是总理。政党领导人,包括执政党的第一把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由于某些国家党、政职务常常由一人同时担任,所以我们有时会无意
[ 本帖最后由 wewyhy 于 2008-3-1 09: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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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8 06:06:00 | 只看该作者
周总理的真实收入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阿拉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阿拉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阅后令人感动落泪,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到某些人真是死一万次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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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2 06:33:00 | 只看该作者
李月月鸟是周恩来的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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